中印边界争端，是指1962年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争议面积为67000平方公里，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界争端

1962年10月至11月

中国和印度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东西两段

麦克马洪线

情况概述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余公里(也有资料说近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地区。[1]在西段，双方争议面积为33500平方公里，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除巴里加斯一处外，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在中段，双方争议面积约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现控制在印度手中。在东段，双方争议面积约90000(根据最新的矢量测量法，争议面积为67000平方公里，印度控制6.3万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即网上常说的藏南地区，现全部控制在印度手里。在整个中印边境争端中，东西两段是争议重点，1962年的边境冲突也是在这两段打的。

东线争端

中印边境东段争端，是传统习惯线与麦克马洪线之争。传统习惯线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以此线作为边界，约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属于中国；而麦克马洪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将藏南土地划归印度。

1914年，在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亨利·麦克马洪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炮制了一条新的印藏边界线，将中国藏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英属印度。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此事，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画的线不予承认。历届中国中央政府对麦克马洪线也未予承认。所以，这是一条非法的边境线。

西线争端

西线边境争端主要是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归属之争。阿克赛钦是一块被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里高原环绕的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新疆到达西藏的重要通道，一直属于中国，直到五十年代印度人抗议中国通过阿克赛钦修建新藏公路以前，中国政府并不知道印度对这里有领土要求。

印度的依据是所谓约翰逊线。19世纪60年代，英国测绘军官约翰逊曾到新疆作探险旅行，此人把阿克赛钦视为无主地，因此将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进英印的属地，将中印分界线画在了昆仑山一侧。对于这条约翰逊线，英国政府并未知会清朝政府，历代中国政府包括新中国并不知道此事，更谈不上承认了。

领土侵占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英国殖民当局和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开始蚕食中印边境东段藏南地区。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全盘继承了英国殖民政权的遗产，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和扩张政策，在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扩张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50年初，印度军队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了“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1949年后，新中国继续不承认麦线。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当时执行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一切以反美为重，因此不得不慎重对待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具体说就是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没采取任何措施。但这种忍耐进一步助长了印度政府的气焰，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西段也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中印西段边界情况与东段不同。“麦线”尽管非法，但它毕竟是一条在地图上画出来的“边界线”；而在西段，就连这样一条“边界线”也没有，只有一条“习惯线”。习惯线以北历来由中国政府管辖，印度在1957年从一份中国画报上看到中国在该地区修筑了新藏公路，于1958年9月向阿克赛钦地区派了一支侦察队，但随即便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政府“递解”出境。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新藏公路通过的土地（即阿克赛钦地区）“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

地区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对此予以断然拒绝。

印度政府视中国政府的克制忍让为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在东线，印度政府以勘界为名，跨过“麦线”进一步蚕食我国领土。在西线，开始派军队进入我国领土。两国军队在1959年8月25日爆发了第一次边界冲突，即东线的朗久事件；同年10月下旬在西线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揭开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

1960年，印度政府开始推行“前进政策”，派巡逻队搜索中国“占领”地区，在不进攻中国阵地的情况下，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白地带，堵住中国人向前推进的路线。在西段，向印度主张线尽可能地推进，在边境地区设立哨所，把阿克赛钦地区“实际上”变为印度领土；在东段，把哨所推进到“麦线”，对整个边境地区加以有效占领。

中国政府为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提出了一揽子外交解决的方案，在两国总理最后一次谈判中由周恩来向印度方面提出。

这个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中国认为边界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虽然中国受到很大损害，但这并非是印度人民的错，不应该由独立后的印度负责。中国政府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对于边界现状，中国政府准备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它。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准备以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效力（确认印度对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的占领）换取印度不再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

另外，中国政府建议，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双方应暂时维持边界现状。这是我国政府在那个年代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中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中印两国人民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应当互谅互让解决边界争端。

但习惯于按西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思维的尼赫鲁拒绝了中国这一巨大让步性的方案，继续推行“前进政策”。忍无可忍的中国政府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自卫反击

1962年10月，印军开始实施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即“里窝那计划”。其作战任务和要点是：在东部，占领塔格拉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在西部，拔掉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

面对印军得寸进尺的入侵、蚕食和挑衅，中国领导人终于下决心进行自卫反击。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正式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历时一个月，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28日结束。这一阶段的作战，主要在中印边境东段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的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进行。东段，我军全歼印军王牌第七旅及其它印军一部，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此仗共歼灭印军1900余人。西段，新疆边防部队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

第一阶段作战胜利后，我国政府呼吁印度重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遭到尼赫鲁拒绝。

第二阶段

从1962年11月14日开始，至21日结束。这一阶段的反击，在东线主要分两个作战方向，即“麦线”东端的瓦弄方向和西端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

1962年11月14日，印军首先从东线瓦弄方向我军发起进攻。1962年11月126日清晨，中国军队发起全线反攻，经一天激战，至傍晚时分，我军夺取了印军占据的瓦弄地区。这一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与此同时，在“麦线”西端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反击战，也正式开始。这次战役，被称为“打头、切尾、斩腰、剖腹”之战。战斗中，中国军队通过穿插包围方式，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霍希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成为这场战争了中最大的战役。

在西线，我军在班公洛地区对敌展开反击。到1962年11月20日，我军占领了印军在这里建立的全部6个据点，班公洛地区反击战胜利结束。至此，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入侵据点全部清除。

印军完败

在这次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所到之处，印军望风披靡，至1962年11月20日，中国军队已完全占领了边界全线上的所有争议地区。在西段，我军清除了印军侵占的全部据点；在东段，我军前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1，524名）。

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之后开始，我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

地区历史

东段争议

早在公元7世纪，门隅即属我国吐蕃地方政府的版图。13世纪，元朝统治了这个地区。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统一西藏，对门隅地区实行各种形式的有效管辖。19世纪中叶以后，清朝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特别授予错那宗和达旺寺以管理门隅地区的实权，负责制定法律、制度和处理重大的行政、宗教、边境事务。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权为了加强对门隅的统治，在门隅的首府达旺，建立了名为“达旺细哲”的全区性行政委员会（由达旺“喇章”的代表一人、“聂仓”两人和“札仓”的代表组成）和“达旺住哲”的高一级非常设行政会议（由“达旺细哲”的组成人员加上错那宗两个宗本组成），负责处理重大的行政、宗教、边境事务。西藏地方政府每年派专人到门隅征收、征购大米，专管该区盐米等经贸活动。

西段争议

阿克赛钦是一块被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里高原环绕的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新疆到达西藏的重要孔道，元后准葛尔的大军及蒙古熬茶礼佛的行旅都是从此进藏，清时曾设立拓置局管辖，1951年西北

解放军也是从阿克赛钦到达阿里的。

对于这样一块土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其属于中国，直到印度人抗议中国通过阿克赛钦修建新藏公路以前，中国政府并不知道印度对这里有领土要求。

印度的依据是所谓约翰逊线。1860年英国测绘军官约翰逊曾作探险旅行，他从拉达克进入阿克赛钦最后到达新疆的和田。此人把阿克赛钦视为无主地，因此将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标画进英印的属地，将中

印分界线画在了昆仑山一侧。

对于这条约翰逊线，英国政府并未知会大清国，历代中国政府包括新中国并不知道此事，更谈不上承认了。

战争详解

印军挑衅

1962年10月的中印边境战争，从印军侵略挑衅开始，以我军自卫反击大获全胜结束。战后在总结这场战争的特点时，罗瑞卿总参谋长用一个“乱”字作了概括。而造成这场“乱”战的直接责任人就是刘伯承。

战争开始阶段，印军在前苏联和美国的双重支持下，很快在主战场———喜马拉雅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雪山营地建立了居高临下的指挥部，由考尔中将坐镇指挥。而我军为了爬山，部队只得留下辎重，轻装前进。为防万一，先头部队派出尖兵往往要拉成几里路的长蛇阵，从尖兵连、尖兵排、尖兵班到尖兵组，都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就连尖兵组的三个人，也还要再次分开走，最前面的一个战士用铁锹敲击冰雪，刨出一个脚窝，往前挪动一只脚，再刨出第二个小坑。动作要格外小心，稍有大意，震裂了冰层，刹那间便会大祸临头———冰雪迅速炸裂，崩溃塌陷。

暗度陈仓

在中央军委的作战会议上，刘伯承说，青藏高原我没去过。不过根据经验，有水必有路。兵无常势，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沿着水流的方向行进，或许还是一支奇兵呢。毛主席当即拍板决定：正面仍由小股部队佯攻，继续迷惑敌人。为慎重起见，先由一个师寻水探路，隐蔽接敌

，成功后，再由大部队跟进。这个师选择了中国、印度、锡金三国交界的东线亚东，那里尚未交火，不大引人注意，但印度已有兵力驻守。我军先遣团在前面开路。刚出发时指战员们的高原反应还是很明显的：迈不动步，喘不上气，体弱的战士往往要拉着马尾巴才能前进。但走着走着，冰雪没了，脚步轻了，呼吸畅了；走着走着，皮大衣脱了，棉衣也穿不住了，路边草木也绿了；走着走着，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侦察员回来报告：前面已到锡金国境。

借道锡金

但在边境线上锡金士兵却阻止我军，不让通行。恰巧这时我们看见有少数印度军人从其境内逃跑，便义正辞严地质问锡金士兵：同样是友好邻邦，为什么允许印度人通行，而阻拦我们？他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指挥员将手一挥，战士们便迅猛追击过去……

战事进行得顺利极了：等候在麦克马洪线前沿与我军决战的印军，做梦也未想到在他们屁股后边出现了中国军队，吓得他们屁滚尿流，溃不成军。除二战时曾打败过日军、被誉为“印度的骄傲”的那个营有些战斗力，打得比较顽强外，其余皆稍触即溃。

大败印军

由于战争进展太快，大大出乎敌我双方预料，战场一度出现混乱：印度侵略军后院起火，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就连考尔中将也因信息不通，还乘坐前苏联先进的米-8直升飞机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贸然视察亚东一线。刚下飞机，便遇上我军，差点当了俘虏。他们急忙扒上牛车仓皇逃命，丢下座机给我军当了战利品。我军先头部队孤军深入，在后续部队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为抓住战机、扩大战果，遂分兵歼敌，也导致战斗序列散乱。

但在同样乱的情况下，我军是形散而神不散，各自为战，士气高昂。像战斗英雄庞国兴(陕北人)就是在追击中与部队失散的情况下，根据军衔大小，又先后与兄弟部队两名同样与原部队失去联系的、彼此互不相识的战士组成战斗小组(他是下士任组长，另两名战士分别是上等兵和列兵，为组员)，不失时机地歼敌立功的。而印军则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了一群乱撞的无头苍蝇。

东线我军的成功，立即在西线、中线产生连锁反应，我军风扫残云，气吞江河，战事只进行了十多天，先锋部队便推进到距新德里只有300多公里的地方。印度首都一片惊慌，大街上修筑工事，市民们争相出逃。

就在印度举国慌乱之际，毛主席审时度势作出了撤军的决定。我军返回战前实际控制线，并主动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了接触。

和平谈判

1962年中印战争后30余年来，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始终存在严重分歧，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尤其是近来双方为此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更表示出了双方都有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诚意。

中国与印度两国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分西、中、东3段。西段约600公里，中段约450公里，东段约650公里。1962年两国因边界争端爆发了一场边界战争。30余年来，虽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寻找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印边界官员级谈判已举行了15轮，专家小组会议召开12次。但两国政府从未放弃努力，2003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成功访华，第1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也于今年10月23日至24日在新德里举行。

争端根源

手足兄弟的反目中印两国本是友好邻邦。印度曾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也给予了热情的回报。在抗美援朝最为激烈的1951年，毛泽东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出席印度驻华大使的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祝贺道：“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也就在这一年，中国为缓解印度的粮荒，在自身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

当时印度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积极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同时也大力寻求解决朝鲜争端的途径。20世纪50年代，两国官员频频互访。周恩来总理曾四访印度，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8年，中国在尼赫鲁的主张下参加了万隆会议。更令人难忘的是尼赫鲁访华，毛泽东与尼赫鲁话别时意外地吟诵了屈原的二行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印两国的大地上到处响彻“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喊声。

然而就在这热烈的欢呼声中，中印关系危机却已悄悄来临。众所周知，中印两国独立与解放之前，虽然未曾正式划定过边界线，却早已形成了一条各自遵守的习惯边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开始时一直遵守着这一边界。但在1954年，印度政府却修改了官方地图，把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在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的2000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这样一来，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一个福建省。两国关系就此跌入低谷。

狂想中印关系从手足情深到反目成仇，追根溯源主要是“大印度联邦”在作祟。

“大印度联邦”本是英国殖民者以印度为基地，向周边乃至东亚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构想，想不到尼赫鲁却对它格外欣赏。他早在1934年就在自传中写道：

“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作了修正，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中亚和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尼赫鲁还一厢情愿地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尔达线是以英国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

1914年英国为扩张其殖民地领土，以不正当的手段与当时的西藏当局秘密换文，炮制了大致以喜玛拉雅山主脉分水岭为走向的边界线，中国的历届政府从未予以承认）。尼赫鲁甚至认为，独立为新生的印度创造了大好时机，印度要建立以自身为盟主的“大印度联邦”，并以此为基础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就是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民主运动中萌生的“关于印度的新概念”。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便开始实施他的“大印度联邦”狂想，并在西藏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1947年3月，当时的印度临时政府曾怂恿西藏独立。尼赫鲁在会场上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竟将西藏置于中国的版图之外，后经国民政府代表郑彦的强烈抗议，尼赫鲁才予以更正。同年5月，印度临时政府还向西藏葛厦提出“继承并保持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利益”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又阻止西藏当局上北京商谈和平解放问题。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驻华使馆竟在向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此外，印度还向西藏地方武装提供军火，阻止解放军进藏。

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此后，中国政府经过多方交涉表明态度，印方明目张胆的军事活动才有所收敛。然而印度政府不仅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反而加紧了蚕食的进程。

更令人惊讶的是，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甫归，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竟立即出现在印度官方地图上，以此迫使中国接受这一事实。直至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还写道：“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表明属于中国）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此后，印度政府还支持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尼赫鲁甚至指责中国“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

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成为泡影，但“大印度联邦”构想仍然使他不能平静。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一意孤行地执行“前进政策”，继续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

困兽犹斗的尼赫鲁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后，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出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度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毛泽东当时还请米什拉代为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

但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曲折中的艰难进展直到1976年，印度才主动恢复向中国派驻大使。1979年2月12日，人民党政府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中最难解的死结。1980年英迪拉·甘地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时，指责中国“对边界领土的要求或侵占而产生的领土纠纷，使中印关系进程缓慢”。虽然从1981年起，两国商定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却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中国曾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印度则要求分段解决。

这期间，印度议会两院又于1986年将“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印度第24个“邦”，企图从法律上使占领合法化。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严正抗议。直到2002年两国的边界联合工作小组在该地区核实实际控制线时也未能解决这一争端。

虽然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遭到了军事上的全面失败，但实际上却是既得利益者。它趁中国军队后撤之机非法占领了有争议的中国领土，此后又千方百计使非法占领合法化，这便是数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未能得到真正解决的症结所在。

2003年6月23日，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印度政府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政治活动，为重开对话开创了新的起点。